
92年7、8月间我在深圳过暑假,那时范虹和小付也刚到深圳不久,范虹在华源工作(投奔她的同学郑朝晖),我则投奔她,晚上可以安排在她上夜班的男同事的床铺上休息。小付在一家印刷公司做业务,当时配置一部BB机要万把块钱,平时都是留老板的BB号,直到有一次认为被老板黑了几万提成,便下决心配了部BB机。
那时人才市场在笋岗,白天就去那里找工作,我留的就是小付的BB号。一天晚上,范虹告诉我说有家叫做深艺时装的公司前几天通知我去上班,我觉得很奇怪,没面试,怎么就上班呢?尽管有疑问,第二天一早还是去了,公司在深圳中学老校区大门对面的一个住宅楼的一楼,大门对着马路。发现门口有几个人,都是第一天来上班,有人问我是谁,我答了,他们说名单上没有我,问谁通知的,我说不知道,他们说可能是苏总。去请示苏总,说让进去;苏总是位靓女,解释说前几天的确联系我了,是通知我来面试的,但现在既然来了,就上班吧,担任企管部部长,月薪800元。
除了苏总和总经理助理杨华,其他人的名字全然忘记了。但恰恰是不记得名字的几个人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前台小姐是经人介绍前来工作的,长得眉清目秀,深圳户口,单凭此就让大家十分羡慕,在她面前,我就觉得自己低人一等。后来,8月底我离开前,她忽悠我用了工资的大部分买了公司的样品,一条红裙子,后来,我把裙子挂在了广州东站附近的林和村的一间房子里的帐勾上。前台小姐负责打字,苏总还喜欢让她陪着逛时装城,每件衣服都要试一下,苏总对时装是真爱。
办公室主任个头不高,跟我关系最好,我们整天在一起,白天上班,晚上就住在办公室,通过他知道了香港还有《龙虎豹》这种杂志,还记得有次他恶狠狠指着杂志上的一张照片说这就是苏总。去了不到十天左右,他告诉我苏总想把我开掉,说我没干什么事,他说我干了很多事,修电脑,给工厂编制统计报表,修订制度等等,从而说服了苏总把我留下。
财务经理比主任还要矮些,这哥们,赖账有一套。八卦岭工厂的财务要经常应付来要帐的供应商,应付不了的时候就请他去,帐户里没钱也敢开支票,不怕空头支票处罚吗?不怕,经理照开,但是,不管开几次,支票上永远都有个小瑕疵,不是大小写问题,就是章模糊了,总之,银行不可能通过的。
财务总监就是个大忽悠,跟苏总说要赚钱必须上市,苏总信了。他就开干了,剪刀、浆糊外加复印机,帮深艺时装做出了漂亮的报表;之后就不知道怎么弄下去了。后来,深圳要发行新的股票抽签表,这哥们找到了同苏总的新的合作方式,他有个朋友在武汉当厂长,他回汉借身份证,苏总出钱出人买抽签表。
后来果然,拿来了全厂的几百个身份证。8月8号晚饭后,我们7、8个管理人员挤在一辆夏利里去了湖北大厦附近的银行门口,先是让工人排队,我们管理。但后面队伍乱了,我们被告知也要参与排队,每人发了十个身份证1000块钱,用橡皮筋扎在一起。一会儿站着,一会儿蹲着,有人拿着长棍子维持秩序,后来喉咙都喊哑了,又有新的热心人出来维持,就这样过了一夜,9号上午开售,不一会儿就说卖完了。9号下午,我们先后回到公司,只有几个工人买到了,其中,有位女工,太厉害了。没买到的把钱交还给财务,经理说——钱太臭了,都是被汗水捂的。
让大家莫名兴奋的是杨华不见了,没回来,也没联系;他手上可是还拿这十几万块钱呢,大家开赌局,赌他回不回。
后来,还是回了,说是见情况不妙,怕钱有闪失,就开了间房休息。但是,这件事的影响才刚刚开始,11号加大一倍供应量后,苏总的计划还是基本上完成了。但是,一个礼拜后,武汉厂里的人这个要出差,那个要坐飞机,来要身份证,没有了,买了抽签表,不可能拿回去,大家注定不欢而散。
公司后来还请了位设计师,就住在离公司不远的地方,要求在家里工作,把公司的几十本香港时装杂志都搬回家了,后来同苏总闹翻,后者很生气,发誓要报复,苏总在某集团任中高层的男友也露面了,但还是让主任带着保安打头阵,守在设计师家门口,设计师则在家里报警,很闹了几天。主任后来跟我说,一点意思也没有。
我们就在东门附近的餐点用餐,大约几元钱一份,很便宜,晚饭后去洪湖公园打牌,或去东门散步,玩玩再回来睡觉。
我第一次去八卦岭工厂,由于路不熟,便从东门坐车到布心(华源在布心,我熟),再从布心转车去八卦岭;后来,有次坐公司的车去工厂,发现几分钟就到了。到城建工作后,我有次还特意去深艺时装工厂财务部看了下大家,都还记得我,但是,92年的那拨管理人员早就先后离开了。
(题图是财大毕业前拍的,与在深艺的时间差不多。)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