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上金为霖是我外曾祖父，外曾祖母只知姓张，没留下名字。金家五代行医，传到外曾祖父已是第三代，三十年代是在新洲李集挂牌问诊，后来回周铺街上开医馆，日本投降后到武昌花堤继续行医，那时，外曾祖母和外婆都去了花堤，我妈也去那里上学，据说是省二小。
这样一直到1949年，家里买了砖瓦准备在花堤盖房，结果解放了，无法实施，就回到了周铺，继续干老本行。
外曾祖父年轻时与人结拜，一共有十个人，号称十兄弟，其中包括王英俊的父亲和外婆的父亲，大家都是包办婚姻拥护者，就这样，外祖父（金本固，又叫金郁文）娶了外婆（李寿宜，碑上误为李寿立），王英俊娶了姑太（金协俊），姑太比王要大三岁；当时，已是抗战末期，外曾祖母带姑太租了辆独轮车就上路了，千里迢迢送姑太去四川完婚，回来时，还带了满满一车药材，也算是女强人。
外曾祖父是远近闻名的孝子，外高祖父去世后，他们兄弟俩在坟旁搭棚而居，守足了七七四十九天，结果还是旁人看不过去，帮他们拆了棚子，这才作罢；他体型较胖，看上去就是一个典型的乡绅形象，在附近十里八乡可称得上是德高望重。
外婆的父亲在孔埠街上办私塾，很早就去世了；王英俊的父亲在汉口二耀路经商，抗战期间去了重庆，之后介绍外祖父去黄州县党部工作，其实就一个普通的职员；1949年还托关系搞到两张去台湾的船票，想让外祖父和王英俊两人一起去台湾，结果被外曾祖父阻止了，没去成。
外祖父没学医，去黄州工作前在周铺街上开私塾，因此有很多学生。1950年底镇反开始，不可避免地扩大化了，外祖父由于黄州县党部的工作经历，很快就被关押，先是在仓埠，后来回到周铺，1951年3月5日被处决；当时的说法很有戏剧性，说是上午刚执行完，下午仓埠镇政府就来了通知，说人不要杀，可判刑。他在黄州党部的一个同事兼好友被关了十几年，出狱后还去周铺看望了外曾祖母，害得她大哭一场，第二年就走了。
当时的政策标准失控了，只要有人反映情况，就可能遭致厄运，据我妈分析，我家一直行医，只救人，从不得罪人；其中有两个情况，一个是在周铺街上左家，据说是当过国民党军官，在汉口被一个姓金的人举报后被抓，他家可能误会成是外祖父干的；一个是周铺街上的沈家，因琐事与金家打了次群架，大概死了人，到黄州法院打官司，告姓金的，但由于有外祖父的关系，姓金的赢了，便一直怀恨在心，借机报复。

外祖父走后，外曾祖父坚持行医，把脉开方，外曾祖母和我妈负责抓药；也是从那时起我妈开始学医，从儿科开始学；但不久，又发生了变故。

外曾祖父在外祖父走后一个月零二天也走了；我妈记得，有天早上，刚起床，衣服还没穿好就有人来看病，外曾祖父赶去前厅看了，结果当天就突发脑溢血，尽管轮流有人给他灌药，还是三天就走了。

外曾祖父还有个哥哥，他有两个儿子，金少仁和金子仁成为了金家医术的第四代，金少仁的儿子金绍曾是第五代。
金绍曾原在新洲金台小学当老师，反右时说了句——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沙；便被划为极右，双开后回乡务农，20年后才摘帽平反。六十年代到陈家松林湾一个独女家做了上门女婿，白天劳动，晚上读医书，后来还读了卫校。
1952年，金家在土改时被划成工商业兼地主，《土地改革法》规定：“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财产不予没收。”但下面执行时都变了味，这是一场浩劫，除前厅的柜台、药柜因归属于工商业没动外，其余都几乎都搬空了，最后，她们居然欣喜地发现家里鸡窝等一些角落里还藏着些衣物、米油等物，这当然是一些好心人偷偷干的，也是金家长期在周铺善待同乡所获得的回报。但是，没人把脉开方，要柜台药柜又有什么用呢，最后都给人了，尽管还说好等舅舅长大要用的话，再还回来，但，已经再也没有以后了。金家扫地出门后，被赶到乡下一个破庙里，与几家人同住，由于家里都是女人，舅舅金正荣也还小，受到诸多骚扰，只好又回到周铺街上租房住。
当时只靠外曾祖母和外婆帮人做衣服换些米和油，菜是自己种，姨妈金淑华学会了打渔，勉强度日，其实，小姨不是最小的，还有个小小姨，很早就送人了，后来家里被划成地主后，人家不敢收，又给送回来了，这样一折腾，3岁不到就患鼻癌走了。

1953年，由于有人逼外婆改嫁，外婆经她一个叔叔介绍，带姨妈跑到了武汉，姨妈被安排在武汉玻璃厂工作，外婆给人当保姆。第二年，姨妈就和一个同事结婚了，这就是曾国桢，他和他妈解放前在一家布店工作，他当店员，他妈做保姆；反右时，让提意见，他就说了句——现在会议太多了，就被划为内控右派，下放到武昌山坡劳动，七十年代末落实政策后才分了江边的房子。

1955年，外曾祖母把七岁的小姨金菊华带到武汉一个庙里，想把她送给一个尼姑做女儿，临走前给她买了糖和西红柿，结果，小姨等她一走就溜了，坐船到阳逻，沿公路走回了周铺。

1957年，外婆请她做保姆的那家人出证明，通过乡镇府的一个本家帮忙，把外婆的户口弄到了汉口，后来，那个本家还因此在文革期间受到了牵连。

我妈出生于1935年，1942年开始在周铺读私塾，老师姓沈，同桌是罗金娥，小我妈半岁，家里是周铺街上卖糕点的，到现在，每天她俩都要在微信上沟通。

外曾祖父给我妈起的名字是金淑佳，姨妈是金懿佳，多好的名字，可后来怕被人批判，都改了，我妈是后来上师训班时改的，那时，小姨还小，没名字，就叫细妹。我妈读书是断断续续的，走到哪儿读到哪儿，在武汉上过省一小或省二小，在黄州还念过一个教会学校，最后回到周铺小学，最有意思的也是在周铺，姨妈一般不读书，但当我妈生病的时候，家里就让姨妈去顶。

解放初期，我妈和一帮朋友一起参加社会调查和减租减息，听说了新洲招考师训班的事，就去了，考试是在1952年年底举行，600人报考，录取60人，大多是地富反坏子女，考上后，培训了半年，毕业后又安排去湖北省黄冈师范学校学了三年，1956年，被分配到周铺小学做老师，直到1972年调到湖北省商业厅搞统计为止，足足干了16年。

1956年后，家里就由我妈负担，当时家里有外曾祖母、舅舅和小姨。

家里租的是九太的房子，他和外曾祖父是叔伯兄弟，解放前开烟馆，吃喝嫖赌都来，后来，以二流子罪名被劳改了8年，他从沙洋农场回来后，我们一起住了很久。我们一老一小两个经常合伙搞东西吃，小猪仔啊，甲鱼啊等等。我们1972年调到武汉后，他也于1973年搬到了武昌三层楼、积玉桥一带，捡破烂为生，据说一车要卖两三百元，那时，竞争者很少。

九太的女儿金素馨出生于1937年，小名玉伢，也是我妈从小玩到现在的好友。她1957年在石咀供销社当会计，后来到武昌昙花林小学教书，后又调到纺织研究所工作，退休后，享受公务员待遇。

罗金娥在我妈她们走后也坐不住了，1953年，跑到武汉，考取了合作路女中，但她妈不让她读，她前船走，她妈坐下班船就追来了，好在她武汉的叔叔做通了她妈工作，就读了。毕业后考到铁道部第四设计院做描图员，表现积极，1956年就入党了，获得多次进修机会。

最可怜的是舅舅，5岁时父亲爷爷就都走了，成长过程中由于家庭成份不好受够了社会的白眼，这是他心中不能触碰的痛，一辈子，不愿回周铺，不愿提及往事。1958年，当时在周铺小学读五年级的舅舅，在姨妈的帮助下把户口迁到了武汉，小学毕业后，到中学，班上有个女同学，叫康其舒，后来两人一起下放到了京山永隆，一个棉产地，再后来，先后回城后，她就成了舅妈，碑上写成了康琪书，大约是写错了。在永隆时，外婆还带范虹去住了一段时间，小时候的范虹就跟着外婆跑，甚至，也去郑州姑太家住过。

小姨老说她最不幸，都到了武汉，独独把她留在了新洲；其实，她的婚事是自己定的，当时新洲杨裴的万迪华是周铺街上兽医站的兽医，小姨老去玩，就这样在一起了，大约是1969年出嫁的，只记得当时有人说唱——帐子门朝西，得儿坐飞机，帐子门朝南，得儿做状元。现在，她儿子文武家住深圳四季花城，肯定坐过了飞机，但没做成状元，因此，他家帐子门大约是朝西的。

多年来，为了生存，金家经历过的苦难肯定远远不止这些。

抗战期间，要长时间跑反，离周铺不远的林家大湾，一次来了两个日本兵，强奸了村里的女孩，血气方刚的村民活埋了这两个日本人，后因汉奸告密，日本人报复，活埋了全村人后一把火烧了村子，并向全部的林姓人持续报复，弄的大家纷纷改姓。一次，在外跑反期间，外曾祖父在金家湖村被绑架，勒索300大洋，不然就撕票，只能给了。战乱期间，这种事时有发生，有直接揭瓦跳到房子里来的，有四处打枪的，有大叫抢匪来了的，罗金娥家也被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