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寨里念重阳

9月28日上午我还在跟二姐说——希望父亲能挺过10月7日，也就是今天，农历九月九，重阳节；1924年10月7日，也是个重阳节，那是父亲出生的日子，也是父亲名字的由来。

在汉口殡仪馆，工作人员说父亲这种情况只能写94岁，差一天都不行，我不知道，写94或95对父亲而言有什么意义，每个人的每一天对他自己而言都是有意义的，但旁人在骨灰盒上写的年龄大小对逝者来说其实无所谓；或许，他正在天上看着呢，微笑着呢喃道：“这是干嘛呀？”

10月3日，我从武汉新荣村客运站出发去罗田，当天抵达了天堂寨，这是我所知的离我最近的天堂，我想以父亲的为人，去天堂是理所当然的吧。

罗田天堂寨的大门，里面还住了许多人家，因此，进这里并不要求买票。猴谷客栈的老板带我免费坐上景区大巴去她家看房。

130一个标间，住下了。

老板说四点前还有车去天堂大峡谷停车场，就赶紧去买了票在路边等车，票是两天内有效的。

从这里开始天堂之旅。

大哥说——我一定要专程赶回来，小爹对我们一家的帮助太多了，小时候，家里只要揭不开锅，就去找小爹拿钱；为什么桂平那么激动，她的奶粉钱是小爹出的，小爹还帮大伯妈介绍了帮商检局一户人家做奶妈的工作。

峡谷秋色已浓。

父亲喜欢整理资料，我小时候对他的资料而言，既做过好事，也做过坏事。好事是帮他拿纸，每次视时间长短给5分或一角两角工钱；坏事是有次受了邻居小孩的唆使，把父亲的几本资料藏到了写字桌底板与抽屉之间，害得父亲很久没找到，着急了许久，最后找到后，狠骂了我一顿。

那张写字桌很有点大，小时候家里人多时，我还在上面睡过觉。

后来，舅舅在我家打结婚家具时，顺便帮我家做了一张和老的一模一样的新写字桌，还有一个穿衣柜。那时，由于无知，把解放前留下了的黄花梨的老柜子送人了，唉！

关于骑单车带人，我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带着我，有时候要躲警察。最远是从阳逻到周铺，再就是北湖游泳池或汉阳游泳池。

这是通往上面桥的路，封了。

以前父亲每次到北京出差，都要带一大包布鞋和白糖，都是帮别人带的，有时候还有巧克力。到法国和德国那次，还帮人带了手表。

湖北这边基本无水，再加上是枯水季节，更是难看。

记得父亲有几次穿着实验室里的白大褂回家，现在我明白，他那时是注意力集中在要解决的问题上，以至于忘记了要先换衣服再回家。

牌子有些讽刺意味。

有次父亲谈起，局里有人在整理他的先进事迹时说：“他有次高烧39°还在床上坚持工作。”他笑道：“39°，人都烧糊涂了，怎么可能还在工作呢？”

找父亲要钱是很难的，除非说是要买书，最好是学校老师要求买的，这样钱才给的快。

做一只有追求的猴子。

父亲学了一辈子英语，我也学了大半辈子英语。父亲前半辈子是搞专业英语，甚至是专业的法、德、日、俄、捷克语等等都能应付，无问题；下半辈子立志打破英语口语关，先破听力关，成天听美国之音。后来学佛后，又搞佛学英语。我除了在出国时用了几次外，其他时候都忘光了。

上面是六十块钱坐一次的电梯。

我第一次打电话好像是在商检局打的，很大声音，最后父亲的同事都看着我，怪怪的。

新的一天开始新的征程。

我决定不去坐电梯。

从这里走上去。

以前，母亲说父亲三棍子打不出个闷屁来，说他吃了不会说话，不会来事的亏，所以只是闷头做事，做不了官。每次，父亲都要反驳，说——那是哪个把你们从新洲调到武汉的呢？他认为是他写的请调报告感动了领导是成功的关键。

10月1日在武广用晚餐时，她们竟然议论说我太老实不会说话等等，我一听就知道她们想说的是父亲。就赶紧请她们闭嘴，其实她们并不真正了解父亲，也不了解我。

罗田的登山步道做得很专业。

我学禅密功是受父亲的影响，当年刘汉文在北京办禅密灌顶班，父亲把我也带去了，他是软卧，我就去他的车厢里坐着，由于担心被列车员赶，去的路上什么也没吃。

小华山到了。

父亲是利用出差的机会去学习的，那次应该是要去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好像就随便住了个招待所。

说是怕污染和火灾才停的。

母亲说父亲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有次吃了整整一锅水煮胡萝卜，说是在农场里劳动拖着了。

这位小男孩的吆喝声特别大而有味。

大哥说父亲小时候自己卖橡筋袜带挣学费。

鹊桥到了。

大哥说父亲1956年评上全国劳模时在家里拿一大摞一元纸币，见小孩就发。

有点黄山松的味道。

父亲基本上很少参加娱乐活动，有次和我们打麻将，输了一百多，第二天一早我们听到阳台上有响动，原来是父亲在砸麻将。他认为麻将真不是个好东西，害他又熬夜睡不着，又输钱。

父亲由于过早地要承担家庭的责任，照顾大伯和姑妈家，因此，自己很晚才成家。成家之后，这个责任还是无法摆脱，因此，一辈子对钱看得很重，母亲说没管过他的钱，他的钱都是自己管。

俯瞰电梯。

小时候，姑妈定期到我家来帮祖母洗脚，每次父亲都要付钱给她；当时，我特别不能理解，祖母也是姑妈的母亲，为什么需要父亲付钱给她呢？

大华是姑妈的大女儿，29号和她老公一起跪着给父亲烧纸钱，这是在回报啊。

前些年，武汉的房子要拆迁，补偿了180万，父亲决定了分配方案，我和二姐每人50万，其他四人每人20万。二姐多些是因为当时商检局分房时要出钱，父亲让二姐出了一半（说是因为当时二姐住在家里）；我多些是因为传统思想，说我如果在武汉的话，整个都是我的，传统思想这时候看上去还不错。

为了弘扬佛法，父亲将他分到手的二十万全部一次性捐给了一位高僧大德，整个转账过程是在他亲自监督下由二姐办理的，银行转账凭证最后也交给父亲了。这是父亲捐款最多的一次，其他在各地寺院、练佛堂等至少十多个地方都多次捐过钱，每次都是成千上万。

俯瞰鹤桥，上面是废弃的运输工程材料的索道。

7月27号，母亲说父亲有话跟我说，我就再次回了武汉。

父亲的确想交代后事，说：

1、给红安正格法师2万（最后二姐是找一条龙服务中介请了麻城一家寺院的三位僧人来做法事，效果不错，当然，钱也得多给，2万4）；

2、给刘林（父亲给照顾他的小刘取名为林）200；其实，在这之前，母亲刚给了她3000，没告诉父亲；

3、办完后事剩下的钱由我们分；我说不分了，都给母亲，他点头同意了。

4、社保工资加钱了的话，要告诉他。（母亲说的确告诉他了，加了300块，就一个月。后来，10月2号回三烧纸钱时，我们说加了钱，都烧给他了。）

另外，给父亲解释他每月的工资去向，是花在他自己身上了，没多的，甚至，连以前每月给母亲的2000都给不起了。住院的钱是母亲垫的，报销后还到卡上，所以，卡上的钱也不是他的了。

刘翠兰说，昨天父亲说不用剃胡子了，原来是担心要给钱。

父亲喜欢小刘照顾他，几乎已经到了离不开的地步了，小刘几次因孙子生病回去，不得不临时换别人来，父亲每次都会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父亲和齐齐拉手，针又脱了，护士来重新打，他很痛苦，说又打了一针。我说是为了齐齐，多打了一针，父亲笑了。

父亲耳朵特别灵，隔壁问——解手吗？吃饭吗？他都有反应，以为是问他。

有次，父亲听到外面有人说话，说是小李，要出去找，小刘问找她有什么事？他答——关于钱的事。

我们把这事告诉小李，她很开心，认为父亲是要她管钱。最后的确是她管的，当出纳，收礼金，不过，帐算清楚后都交给母亲了，母亲终于管钱了。

父亲说他做学徒时第一次领工资，去买了个大蛋糕吃，那是他向往已久的东西。我当年也差不多，只是有好多样——山楂球、牛肉干、葡萄干和蛋心元。

父亲说他家从前在长提街的房子前面是街，后面是水面，架空在水面上，后来没水了。

父亲说他按祖父的安排，帮祖父的朋友——一个煤炭铺老板的儿子代考，还考上了。我帮华强的哥哥参加二轻局内部考试，考得太好了，华强说，早知道，他自己去考也没问题。

再看鹤桥。

父亲对肉是真爱，后来学佛，不能吃肉，这就尴尬了。都怪梁武帝，胡乱规定什么。母亲经常劝——吃一点没关系。

在深圳商检局工作期间，父亲经常给木木拿玩具回来玩，都是搞玩具的同事给他的。

父亲一个人带木木去欢乐谷玩了几次。

父亲在园岭时，常爬笔架山，到第五园后也马上把周边的道路情况都摸了一遍。

父亲如果要去离家远的大山，都是同我一起去，像梧桐山什么的。

9月28日下午，二姐马上就通知了老干处，父亲的大弟子林薇（2000年5月26日《国门时报》第六版《矢志不移永远进取——记湖北局退休人员范崇阳先生》一文的作者）和关门弟子丁文君陪同老干处的领导一起将父亲的遗体护送到汉口殡仪馆宛在楼仁慈厅。母亲很佩服林薇，说她仅高中学历，能取得如此成绩，不简单；丁文君是领导，更是对我们帮助颇多，报销协调等等，二姐有事基本上都是找她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