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发票是去年在孔网收的，A4大小，收的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这个实在是太漂亮了。名称规规矩矩是发票，英文是INVOICE；实际上invoice是指货物清单，是卖方给买方的，用来提醒买方所须支付的金额。而receipt是收据，也是卖方给买方的，用来证明买方已经付了钱。invoice和receipt的区别在于：invoice是买方还没付款（欠钱）时给的，invoice里的数额是买方所须付的钱（欠卖方的钱）；receipt是买方付了钱后给的。这两个意思加起来差不多就是我们今天中国发票的含义。

    宋子文主抓经济期间，民国政府于1934年颁布了《印花税法》，这是印花税体系建成的一个标志（之前，辛丑条约签订后，大清王朝面临着本息合计九亿八千万两白银的高额赔款之际，推出了《印花税则十五条》，但当时老百姓对印花税极为抵制，最终无疾而终；之后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颁布的第一部税法就是《印花税法》。其中发票被列在第二类契约，印花税额为发票价值十银元以上贴印花一分，这是‘发票’字样第一次出现在中国的法律法规中。），其中对发票这一应税凭证给出了具体定义：“凡各业商店售卖货物成交后开具单据皆属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条定义为：“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者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开具、收取的收付款凭证。“老定义显然有些模糊，它不是说发票是一个什么东西，而是说哪些东西可以归属到发票的类下。因此，五花八门，各显神通，但全国来看，大多是叫”发货票“。例如下图：

民国35年的发货票。

民国河南滑县的。

新疆1969年的。

北京1965年的。

     海口（那时还是归属于广东）1981年的发货票。1986年8月，中国颁布了《全国发票管理暂行办法》，从此，发货票等才成为了历史，使“发票”这一称谓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法律意义上的统一。

     但是，对上海而言，就一直叫发票。对不开发票，意图逃税的行为，民国政府在1947年修订颁布的《营业税法》中，第一次规定了处罚条款：”对不开发票的商号，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解放后，全国最早实现发票统一管理的城市是上海。当时的上海财政局长顾准，从1950年6月开始强行推行统一发票制度，到1950年底，全市近300个行业，已经有三分之二采用行业性统一发票。提出了口号：“自报实交，轻税重罚”。就问你怕不怕？

     其实，提出这个概念的是原国民政府川康直接税局局长崔敬伯，他解放后受邀出任财政部税务总局副局长。他对发票管理给出了纲领性的指导意见：“1、各地必须建立统一的发票管理制度；2、发票应由税务局统一印刷、统一编号，加盖戳记，规定领销手续。”

      之后就再没有了各个公司自己个性化的漂亮发票了。

     这是发票的背面，贴满了90张壹角的印花税票。1946年4月11日，国统区著名诗人袁水拍，写了一首诗：“发票贴在印花上，重税派在你头上，廉耻挂在高楼上，百姓滚在钉板上……”，说的就是这个情况，形容税赋太重。3000元的货款，贴9元，税率千分之三，我们今天是万分之三。

      还有盖“印花税讫”的字样。

     民国时代，发票已经深度介入社会生活，并被用作为诈骗工具。马路上碰瓷的和你相撞后，趁机摔碎个东西，然后让你赔钱，同时掏出一张贴满印花税票的发票，表明是刚买的药或艺术品，就问你赔不赔？

     这是一笔很小的生意，才3000元买了12只湾针。应该是配件，给面粉厂缝麻袋用的。

    但是中国阮耀记制造缝纫机器厂是个了不起的存在，值得说道说道。

     中国阮耀记制造缝纫机器厂总经理阮贵耀是浙江奉化人，早在１９２４年已在上海新北门三星里１号开设“阮耀记袜机袜针号”，主要经营袜机、袜针、丝光纱线等商品。

　　１９３６年，随着国外缝纫机开始大量进口，阮贵耀将目标转向缝纫机零件和缝纫机制造。１９３７年，在上海成立了“阮耀记制造缝纫机器厂”（后改名为“中国阮耀记制造缝纫机器厂”）。以“飞人牌”为注册商标，生产１５—３０型缝纫机。李宗仁和林森分别都给“阮耀记制造缝纫机器厂”题过词。

    从发票图案上来看，明明标注的是15-35型，这可是能缝制厚衣料的东西啊，1948年就能生产了。

   其实，发票上这个图案是1937年对郑家木桥３０号（福建南路）四层楼房进行全面外观改造之后的样子，商辅正门两侧设有大玻璃橱，陈列着自产的“飞人”牌缝纫机。楼顶则竖挂起写有“阮耀记缝机行总批发所”的大广告牌，又从楼顶垂下4条长达三层楼的条幅，分别写有：“遵训令，协助生产福利民生”、“兴商战，介实货真交易诚实”、“重实际，推销名机益普同胞”、“守信用，出售机件负责保用”。新装修后的总店起到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提高了阮耀记和“飞人牌”的知名度，该厂生产规模也随之迅速扩大，到１９４０年，阮记生产的缝纫机月产已由起初的２０台增至４０台。

    看见商标上面的飞人图案了吗？

    后来改成这样了。

  1954年，因拖欠国家巨额税款，资不抵债，由上海市地方工业局接管，改组为地方国营上海第一缝纫机器制造厂。1955年后，先后并入37家中小企业，新建鲁班路499号厂区。

   1972年改用今名。1981年起，引进国外数控加工中心、高精度仿形铣床、组合夹具、二座标测量仪等，能适应多品种小批量新产品开发和生产。先后设计制造89种产品，其中家用机31种、工业用机58种。产品销东南亚、非洲、东欧、美洲等70个国家和地区，1990年出口缝纫机15.92万架，创汇470万美元。1995年，员工6198人，占地210415平方米，建筑面积128889平方米，固定资产原值2.1亿元，产品销售收入5.81亿元。

    故事一般只说到高潮，之后就算了。

    发票是开给阜丰面粉厂的，这又是一个巨无霸。

   其创办者，孙多森(1867~1919)，字荫庭，安徽寿州人，1913年4月被任命为中国银行首任总裁。

   早在1898年，孙多森（任直隶侯补道）拿出多年的积蓄和叔父孙传鼎（江西临江知府）、兄弟孙多鑫、孙多焱及亲友何芷舟、龚景张等人共同集资白银三十万两，在上海苏州河南岸（今昌化路）桥东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企业大型面粉厂——阜丰面粉厂。

    在莫干山路购地80亩，仿美机房图样建造厂房，并以2.2万美元购置美国制粉设备一套，其中钢磨16台，确定面粉商标为“自行车”牌。同时，向商部注册，申请面粉免税，并由孙氏兄弟的祖父孙家鼎面奏慈禧太后，获准“减免厘税，通行全国”。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开业，孙多森、孙多鑫分任正副经理，宁钰亭为厂长，工人46人，职员32人，还以月薪200美元聘用美国技师1人。

     初办时，日产面粉2500包，1904年阜丰机器面粉厂曰生产能力己达七千五百包。适逢日俄大战不休，俄国人在东北开办的面粉厂大都停工停产，交战双方对面粉的需求量激增；给阜丰机器面粉厂带来了良好机遇。阜丰机器面粉厂迅速将面粉转运到东北，占有市場率达到75％。 民国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上海面粉工业生产进入“黄金时代”。民国8年，阜丰面粉厂采用电动机，代替蒸汽引擎，改进传动方式，节约能源，降低成本，提高产量，至民国9年计盈利48.37万两，比前14年的利润增长290%。到抗日战争前，阜丰机器面粉厂已拥有资本三百万元；钢磨设备增至九十部；曰产面粉达二万六千包；较初期生产量翻了十倍。

       

     这是今天的莫干山路120号的苏州河“叉袋角”半岛区域的规划方案，所谓福新厂的四层楼老厂房其实就是建于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占地面积227.1平方米，建筑面积1045.92平方米，砖木结构四层，南北向，清水青砖、红砖相间外墙，底层拱券门的阜丰面粉厂。

       现在是这个样子。

      上海解放初，阜丰面粉厂负责人在解放初四次涨价风潮中，经营不当，致使资金亏蚀殆尽。1954年，阜丰面粉厂扭亏为盈，获利15.83万元。1955年10月，阜丰面粉厂成为公私合营企业。1956年11月，上海市粮食局将阜丰面粉厂和福新面粉厂（1912年由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与无锡茂新面粉厂浦文汀、王禹卿合作开办，经过一系列收购、合并成为福新面粉厂）合并为阜丰福新面粉厂。合并后全年生产能力为1415万包，开工率可提高到70%左右，成为全国最大的面粉厂。这就是上图中标注的福新厂的来历。

     阜丰面粉厂（合称福新面粉厂旧址）1999年被定为上海市级优秀历史建筑，阜丰福新面粉厂2009年6月被定为第二批普陀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最后，出纳标示已付讫，9233大约是个方便查找的编号，发票可能是装订成册，统一保管的；也有可能就附在凭证后，发票边上的装订孔和折叠痕迹表面了这一点。

      旧物会说话，闲来听听也饶有趣味。